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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应该会有人被操死,但我不想当那个人」

    「应该会有人被操死,但我不想当那个人」

    很多人都爱看电影,不论是朋友聚会、娱乐休闲、情侣约会,甚至是失恋、沮丧、痛苦等,都能在电影世界里,随着虚幻世界里的喜怒哀乐,得到不同的人生体悟与情感释放。

    人们透过电影抚平寂寞与伤心,从电影中找到希望与幸福感,那幺从事电影相关产业的工作者,在这种製造梦想的工厂中,是否也同样得到快乐与希望呢?

    二○一三年六月底,职安连线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。我们的第一宗案件就上门了,社运朋友张宏林转介了一件疑似过劳死案件。

    一名电影公司的女性公关经理洪芳瑜(化名),二○一三年四月九日晚上十点多,下班返家途中,一如往常,走到公车站牌等车,突然倒地不起,送医院急诊,发现是自发性的脑室出血。

    当下洪芳瑜紧急接受脑部手术,但仍呈现深度昏迷,医师在诊断书上载明「可能与过度劳累有关」。昏迷了四十七天后,儘管家人不断祈求祷告,最后还是因脑出血,引起中枢神经衰竭死亡,享年四十三岁。

    「她几乎没有什幺私人生活,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,几乎是没日没夜工作,有种不要命的拚劲。」洪孟钧(化名)描述姊姊洪芳瑜就像拚命三娘一样,生活几乎就是以工作为重心,朋友圈不是同事,就是记者。她在家中排行老大,但工作忙到几乎没有时间约会,始终是小姑独处。

    曾与洪芳瑜工作结识的媒体友人小A,在脸书写下一篇纪念短文。小A再也没机会见到洪芳瑜,只有梦中才能相会。

    「今天早上,半梦半醒之间,我到了一个像是记者会的场合,在人群中瞄见她的身影。我叫住她,她脸色非常疲惫,告诉我说她累了,想休息了。我们坐下,我坐在前排,她坐在后排。我转头握住她的手,想要说些鼓励或安慰的话。还没开口,她的眼泪流下。一瞬间我才发现,那现场不是记者会,是她的告别式,她是撑着一口气,想回来参加自己的告别式。醒来,我问主耶稣,这梦是什幺意思?主耶稣没说什幺。或许,就是一个纪念吧。再见了,。我会想妳的!」

    洪芳瑜参加了自己的告别式,彷彿是要弥补来不及告别的遗憾。情节似乎荒诞,却难分梦与真实的交界,因为真实的人生里的洪芳瑜,一如梦中的样子,非常疲惫,累了,想休息,却总是得不到休息。

    发病前三个多月,洪芳瑜就曾透露工作的劳累。她在 MSN 网路通讯软体上向友人提及工作,字里行间满是焦躁疲倦的心情。过度忙碌的生活,让她整个人纠结在负面情绪之中。

    「我就一个人,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,已经严重睡眠不足了,还要怎样,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休息够,哀!还真的没有。」

    「我儘量调整心情,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会有不同的冲击,每天来,负面情绪愈来愈强。」

    我不认识洪芳瑜,但从照片上看来,她是个美丽又大方的人,充满自信与活力,很少人可以猜出她的实际年龄,谁也料不到,她如此早逝。

    在竞争激烈的电影行业中,她是非常认真工作的人,自我要求甚高,期许工作上能有最好的成绩。她所负责宣传的电影,类型相当多元,曾经感动过许多人,常常是叫好又卖座的大片,然而,在声光娱人的大银幕背后,她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、痛苦与孤单。

    洪芳瑜在美国纽泽西州就读大学,主修商业管理。一九九五年毕业,隔年返台,从事公关企划工作。二○○四年起进入电影公司,担任公关经理。虽然名为经理,但底下并没有助理协助她工作,行销活动企划与执行、媒体公关工作、新闻报导监测等,都是亲力亲为,就连杂事也得一手包办,包括电影赠票、公关礼品的包装与寄送等。

    根据家属描述,洪芳瑜因为担任经理,公司声称她属于「责任制」,她的工作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,庞大繁杂的工作量常常压得她喘不过气,回到家后仍然熬夜加班。

    「曾经有三个人分摊五个人的工作量,这样情况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。」一位已离职的同事形容说,行销企划部门加班几乎是常态,公司对增加人事负担的评估相当严厉而保守,人力非常吃紧。

    电影公司的公关工作,包括了媒体曝光资料蒐集与分析、宣传活动与记者会规画、新闻稿撰写、贵宾邀请、导演及演员宣传行程规画与住宿安排、媒体联络等大大小小的工作内容。身为公关部门主管的洪芳瑜,身先士卒,带头肩负所有重责大任。

    在她发病前半年里,至少负责了十一部电影的宣传工作。

    这些电影几乎都是热门大片,还有票房破亿元的发烧片,一波接一波的宣传活动,几乎没空档休息。其中也有电影评价甚高,挤进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后,一路过关斩将,最后顺利获奖,电影热度与话题持续延烧,更让这部电影的宣传期超过大半年。

    电影得奖热卖是好事,但背后苦的是公关人员,洪芳瑜最懂箇中滋味。

    由于工作量大到无法负荷,人力严重不足,洪芳瑜因此向公司提出建议,希望能将「新闻露出报告」的业务外包,以减轻她的工作负担。

    何谓「新闻露出报告」?简单来说,就是公关人员每日得翻阅所有报纸或杂誌,以及网路新闻,蒐集报导并统计分析,还需监看电视的相关报导。儘管是简单的庶务,却相当烦人,耗费相当多时间。

    多次沟通后,公司虽然同意外包,却因为编列经费过低,没有厂商愿意承接。洪芳瑜只好退而求其次,希望聘请工读生协助相关作业,但几个月后,公司又以成本考量为由,解僱了工读生。几经波折,这项业务最后还是回到洪芳瑜的身上。

    除了大小工作推不掉,就在洪芳瑜发病前一週,公司突然又多了一道命令,要求所有员工都须在上午九点半前到班,主张员工不应该以平时工作加班太晚,成为隔天晚到的藉口。

    「如果可以早点回家,谁不想呢?」一名员工曾在内部会议上反驳,但公司主管仍认为,这是员工时间管理不良的结果,因此不为所动,严格施行「九点半到班」的制度。

    事实上,台湾企业滥用「责任制」的乱象非常普遍,尤其是「上班打卡制、下班责任制」早已成为常态。企业往往利用员工的责任心,以及追求成就感的人格特质,使员工承担超过负荷的工作量,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。由于人力吃紧,团队作业更为紧密,同事间必须相互分工合作,衍生出「休假会害了同事」的心理压力,进而自我剥削,以完成超量的工作。久而久之,员工都能赶在期限内交出成绩,雇主也视为理所当然,不愿再增加人力,扭曲了合理的职场环境。

    洪芳瑜儘管职称高挂「经理」,但与一般企业的经理不同,她身负经理职责,却没有指挥监督与任免人员的权限,实质上无非如同许许多多小上班族,长期饱受「责任制」三字剥削荼毒。

    听完洪芳瑜家属的描述,我初步认为,洪芳瑜的工作状况可能符合过劳死认定标準,死亡原因与职业的关联性也很高。但是除了亲友的描述之外,我们还需要更多证据──这也是处理过劳个案常遇到的困境。

    洪孟钧询问了许多与洪芳瑜有过业务往来的朋友,包括媒体界或公关界,大家都愿意具名证明过去与她工作上接触的情形,初步得到了以下的描述:

    A︰「相较于其他美商电影公司,有很多人共同分摊工作分量情形。洪芳瑜在基本工作量上即超出其他公司许多。」

    B︰「去年某知名导演旋风起,她一个人打点所有在台行销公关事务,经常半夜三点收到她从公司发出来的 e-mail,隔天早上九点又在会场看到她。我惊讶︰『你有睡觉吗?』她笑︰『有啦,有睡三小时。』某卖座电影的前后宣传期加上意外的奥斯卡奖效应大约七个月,她就差不多维持了两百多天这样的作息。事实上,在这部电影之前,她一天也不过多睡了两小时而已。我说妳这样不行,每上一部片都花这幺大力气,身体怎幺受得了?她嘴一撇,『那也没有办法!』我再问,这幺拚命,是不是外商公司待遇比较好?她大笑,『想太多,片子卖再好我们也不会多赚一点,只是不想丢台湾人的脸而已。』」

    C︰「每当我询问洪芳瑜何以在三更半夜仍持续工作?她表示因公司的人手不足,及公司政策不愿加人,让她必须一个人负担两个人的工作,白天时间做不完的工作项目,晚间回到家后仍持续加班。」

    亲友佐证历历,指出洪芳瑜超时工作的状况,但这些内容仅止于描述,证据力仍然有限。因为违法责任制的关係,洪芳瑜完全没有打卡纪录,我们为了取得超时加班的举证资料,试着从各方面去蒐证与突破,如同侦查刑事罪案般,不断抽丝剥茧,企图重建洪芳瑜真实的工作面貌。

    我们试着从公司大楼出入的监视录影器、个人记事本或手机行事曆等,找出蛛丝马迹,但翻遍了相关资料,还是找不到有利的证据。

    最后想到了她的个人电脑,她最常用的作业工具。

    洪孟钧在她家中电脑里搜寻所有与工作相关的文件,发现光是在她发病前六个月内,存档时间在夜间十点以后或早上八点之前的,竟然多达一百五十个档案,足以证明她在夜间工作的状况确实严重。

    此外,我们查看她的手机,发现她频繁使用手机通讯软体What’s App,她的行销企划部门也成立了工作群组,沟通工作事宜。我们撷取她发病前六个月的对话,仔细分析,发现夜间十点到隔天早上十点之间,一般人早就关灯睡觉了,她还常常在跟同事联繫公事。我们把这段期间的通联纪录列印出来,A4大小的纸,字级大小只有8,竟然印到三十八页之多。

    进一步分析,这段期间的国定假日与週末共有六十三天,这些休假日中,群组内出现工作讨论内容的天数有四十五天,比例高达七一.四%,显示除了夜间之外,洪芳瑜在假日也是持续不断工作。工作无休的痕迹,在What’s App群组中表露无遗。

    电脑存档资料与 What’s App 的证明看似有力,但仅能拼凑出庞大工时真相的一角,还有平时的每日上下班时间,究竟要如何还原呢?我们又再次陷入举证的困境。

    此时,洪孟钧突然灵机一动,想到了悠游卡,因为姊姊上下班都是搭乘捷运与公车,悠游卡的进出站刷卡纪录,儘管无法精确呈现上下班时间,但平常洪芳瑜离家就是去上班、离开办公室后就是返家,悠游卡的进出站纪录,至少可以描绘她出勤的大致轮廓,提供劳动部作为认定工时的参考依据。

    于是,洪孟钧拿着姊姊的悠游卡去查询进出站的纪录,一天、一天地对应刷卡时间,製表,统计,最后发现姊姊每日的工时几乎都超过十二个小时,此时工时概况总算被拼凑出来。对比庞杂的悠游卡资料,绝非小事,洪孟钧为了找出真相,特意辞去工作,专心处理职灾认定的事务。他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蒐集相关资料,每一笔资料都有系统地整理,档案汇整得非常仔细与完整。

    此时,证据已相当充足,我们便将所有资料转寄给劳动部,启动过劳专案的调查认定。经过五个多月的劳检人员访查与医师评估,劳动部终于通过了洪芳瑜过劳死的职业病认定,这也是以「通讯软体」作为过劳死举证资料的首例。

    事实上,上述案例恐怕并非仅是个案,台湾劳工的长工时,已是全球排名第三,仅次于新加坡与墨西哥,而主管随时透过通讯软体指派工作的情形愈来愈普遍,使得超时加班问题更形恶化。劳工即使在下班后,仍处于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,若讯息「已读不回」,又担心隔日上班会遭到主管责难,无形的压力,让劳工处在精神紧绷状态中。

    依照劳保局统计年报,二○一一年因过劳导致伤病、失能或死亡的案件共有八十八人,二○一二年过劳案件更高达到九十二件,虽然到了二○一三年有明显下降,但仍有高达六十八人过劳,二○一四年则有六十七人。这四年来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劳工因过劳而发病,其中有一百三十七件为死亡案例,平均不到五天就有一名劳工过劳,平均约十天就有一名劳工因过劳而死亡,过劳已经成为劳工职场上最凌厉的健康杀手。

    在所有职业病死亡案件中,成因为「过劳」的比例从二○○九年的五○%,到二○一三年已增加至八六.四九%,远超过「游离辐射」、「异常压力」、「异常温度」、「缺氧症」、「重金属及其化合物」、「有机溶剂或化学物质气体」、「生物性危害」、「矿工尘肺症及其併发症」、「硅肺症及其併发症」、「职业相关癌症」等因素,成为职业病死因第一名。

    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「通讯加班」的问题,根据相关报导指出,德国的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发现,从二○○八年到二○一一年,德国人因心理因素而请病假的天数,成长超过四○%。因此,为了改善劳工因心理因素请病假的情况,德国金属工业工会(IG Metall)提出相关因应政策,要求工会的相关企业,不得于下午六点十五分到隔天早上七点之间,转发任何电子邮件到员工的手机。后来,包括福斯汽车集团等大型企业都沿用此政策,近期将在公司伺服器设置阻挡邮件的「虚拟水坝」,规定企业不得在下班时间转发邮件到员工的手机。

    相较之下,加班工时远远超越德国的台湾,却不若德国积极,至今尚未针对「通讯加班」问题提出相关预防措施,使得劳工利用网路或通讯软体在家加班的「工时黑数」愈来愈严重,洪芳瑜就是其中一例。

    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晚间约十一点,也就是洪芳瑜发病的前两週,她与一名朋友在 MSN 上说道:「应该会有人被操死,但我不想当那个人,太浪费了!」

    在这段对话中,洪芳瑜告诉朋友她的工作有多操劳,当时她应该已经察觉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出问题了,没想到,一语成谶。

    在蒐集洪芳瑜电脑中的资料时,洪孟钧赫然发现了一封用英文写给公司主管的求救信,存档时间为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四十分,约莫是她发病的前两週,信件的前三段如下:

    I don’t normally cry for help, but this time is quite serious, and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!

    一般而言我是不会讨救兵的,但这次实在是相当严重,所以不知道你是否能帮我。

    Health condition getting worse.

    健康状态已经愈来愈糟糕了。

    As u knew what I told Marcel, I feel very lonely to do PUBLICITY alone all the way!

    你知道我有跟Marcel说过,这一路上我总是独自做公关的工作,我感到非常的孤单!

    短短数语,道尽了工作的孤单与痛苦。我猜想,她在半夜写这封信的心情,一定是充满悲伤且感到孤立无援的。这封信里,她明列需要处理的工作量,详细计算各项工作内容所需耗费的时间成本,以及人力分配上的困难。她也反映,因为工作负荷量过大,导致工作成效不如预期等问题。

    我总是全力以赴,想要达成公司的目标,累积最大的媒体效益。但是当所有的事情都挤到一起,我不得不放弃媒体的访问,可是一旦错过,我们又丧失了被报导的机会。

    由此可以看出她在工作上尽心投入,却因为人力不足,得不到理想的成效,让她感觉很无力。其中的疲累、痛苦与身心压力,让人难以想像。

    即使洪芳瑜已经向公司发出了求救讯号,她的工作状况却仍旧没有改善,公司的主管高层中,没有人愿意伸手挽救这一场悲剧。公司不仅视若无睹,甚至还改变工作规则,要求员工必须在上午九点半之前进办公室,这更加重了她的工作负担,身心完全无法得到适当的休息。

    困坐愁城的洪芳瑜,其实也曾经试图转换跑道,只是动作比死神慢了一步。在洪芳瑜电脑资料中,我们也发现另一份文件,存档时间是二○一三年四月六日凌晨两点五十三分,距离她发病只有三天,那是一份新製作的履历表。长期的工作压力,屡次向公司反映却得不到下文,洪芳瑜对公司已经彻底失望,因此打算要另谋他职。在她正要提出辞呈之际,身体已经因长期超时加班,以及负荷的工作压力过重而崩垮,一条珍贵的生命就此殒落。

    「芳瑜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,就是说她觉得工作好累,想辞职了,我每次只要想到这个,我的心就好痛!」洪妈妈回想女儿的经历,眼泪扑簌簌地落下。

    她后悔当初不够坚决,没有劝女儿早点离职。职灾突如其来,让家属措手不及,往往会回想着当初若是如何如何,就能避免憾事发生,因而陷入自责的负面情绪之中。

    洪妈妈曾经因为学历不高,遭人批评嫌弃,因此,她下定决心要栽培女儿,希望女儿不要和她一样被歧视,能自信地过日子。自从女儿高中毕业后,她便将女儿送到美国读大学。洪妈妈当时在医院担任看护,几乎全年无休地工作,为的就是支持女儿在美国的生活。洪芳瑜并没让妈妈失望,不论在课业或工作上,始终都有很亮眼的成绩。没想到,最后竟因为工作丢了性命。洪妈妈痛哭道:「她是我最宝贝的女儿,我只要我的女儿回来!」

    职灾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,所带来的不只是劳工身体上的病痛,还有家属巨大的心理创伤。尤其,在争取职灾补偿及赔偿过程中,雇主常常为了卸责,反将职灾发生因素归咎于劳工,这对劳工与家属更可能造成二度伤害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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